作者|周晏延

编辑|包

设计梁巧

新媒体编辑|实习生蔡一楠

“在许多银行业务中，我对技术和金融情有独钟。”今年3月的春寒料峭，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军在办公室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

他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表示科技和金融是他多年来的“痴迷”。他认为自己现在做的是一些“基础工程”，以便建行上海分行未来在科技和金融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刘军自1993年以来一直在建行工作，至今已有31年了。期间在建行广东省分行工作，2011年起担任建行深圳、广东省分行行长。在2022年短暂担任建信基金董事长后，他于2023年2月出任上海分行行长，记者采访他时刚好满一年。

今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在科技金融方面“调头”不断。2023年2月进行了市场调查；3月，科技金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4月召开动员大会，明确科技金融是分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5月，“建沪链”科技产业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上线；6月，总行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上海专区开通，启动总分行特色开发；7月，50家科技金融类专业分支机构挂牌；8月，建行科技金融专员——城市科技委进驻到位；9月，制定支持科技创新的“从0到10”金融计划；10月，设计金融与科技融合创新方案；11月，“从0到10”的金融计划得到了上海* *领导的支持；12月，其与上海市科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正式发布了一系列科技和金融计划。

“快马加鞭”的效果开始显现。截至2023年末，建行上海市分行监管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1076.61亿元，同比增长180.10%，余额升至全市第二位，较年初增加692.24亿元，居市场首位。今年一季度，监管口径科技型企业贷款新增超190亿元。此外，数据显示，2023年，科技金融业务对建行上海分行公司贷款增量的贡献率为38%，对日均存款（不含机构存款）增量的贡献率为49%。

值得一提的是，建行上海市分行积极探索科技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于2023年下半年推出“支持科技创新0-10金融计划”，根据技术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资金投入和风险特点，创新性地将技术生命周期划分为“0-1”（从无到有做一个“样本”）和“1-10”（通过技术开发做一个“产品”）三个板块， 围绕技术供给侧、需求侧、资本侧、服务侧四个维度，针对技术生产、交易、应用三个环节，设计了四大类18个产品的融资解决方案，更好地服务早期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21世纪》:为什么银行业如此重视科技和金融？上海建设银行是怎样的体验？

刘军:科技和金融业务不是建行做得好，而是整个建行做得好。

20多年前，我在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工作。东莞的企业主要从事“三供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帮助外商加工品牌服装、鞋包。这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后来，世界500强企业被引入广东。我在广州开发区支行工作时，广州开发区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区，有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但“两头在外”，市场和技术都在外面，我们只从事中间生产。我在深圳分公司的时候真的看到了技术含量。1999年，“深圳荔枝节”转变为“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那时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科技的力量，中国的未来在于科技创新。

建行最早接触了很多知名优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提到建行都说:“那几年是你们支持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华为的第一笔银行贷款60万元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

早在2016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开始布局科技金融，在广州设立科技金融创新中心，这是国有大型银行设立的首家总行级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行的探索与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同步，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发布后，全行高度重视。目前，科技金融是金融“五大文章”之首，已成为商业银行的“第一答卷”。自2017年以来，建行开始了普惠金融、住房租赁和金融科技等新的金融实践，这些实践已经为撰写科技和金融的大文章做出了贡献。上海建行2023年实现的科技金融效应，是建行总行新金融战略实践的结果。

《21世纪》:做好科技和金融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

刘军:最重要的是解决认知问题。

科技企业投入大、风险高、轻资产、回报周期长，是银行之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由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逻辑大多基于土地、投资和劳动力红利而延伸，因此具有抵押性、短期有效性和风险可控的特点。通常人们认为科技和金融是投资银行应该做的事情，与传统银行无关。过去，银行客户经理不会从事科技和金融业务。事实上，当前的客户经理很难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开发了最先进的技术，以及该技术是否会被其他公司覆盖。

挑战本质上是技能恐慌。要解决技能恐慌，就要构建评价体系。我认为建行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大模型和我们自己的计算能力，形成了对科技型企业的评价标准，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对科技型企业的自动评分，可以结合评分进行授信。此外，2023年，上海建行自主研发“上海一网通”客户经理直销数字化平台，上海6.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全部在客户经理手机上，可自动录入和分析借款人财务报表，增强了客户经理识别和拓展企业的能力。后台还会定期推送客户信息，客户经理走到哪里，附近有哪些科技公司都会推送到手机上，客户经理就会开始“抢单”，就像外卖员一样。如果你在抢到订单后三天没有联系客户，那么客户将被重新分配。

《21世纪》:上海建设银行的科技和金融主要关注哪些科技公司？

刘军:建行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扶早、扶小、扶硬”。很多银行把目光聚焦在一些大企业上，但我们认为不仅要服务大企业，更要服务中小企业，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点点滴滴的科技创新成果，才能薪火相传。

目前全市拥有国家高新技术等科技资质的企业有3.2万家，我们服务的农户有1.4万余户，其中约6000户在放贷。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努力实现1万笔贷款，这是具有国家高新技术资格的企业的三分之一。

许多银行倾向于“做大”，追逐百强企业，但这些企业的负债率往往很高。科技企业的高负债率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金融资源很容易被引入优质企业。因此，我们更关注中小企业，更早介入，即使信贷金额较少。事实上，中小企业对融资也非常谨慎。与大型企业不同，他们不担心债务问题。毕竟，中小企业还得考虑“个人生活”。因此，它们是“负正”的，不良率相对较低。

《21世纪》: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科技金融不良贷款率仅为0.17%。是怎么做到的？

刘军:在科技和金融服务方面，我们应该更大胆、更快速，存贷比可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可以适当提高。上海有这么多高科技企业，但真正的小微科技企业可能拿不到足够的资金。目前上海专利企业约8.6万家，其中大型企业1200家，占比1.4%，中小企业近8.5万家，占比98.6%。

如果把科技企业的生命周期比作0-100年，那么在0-1年只有一个样本，在1-10年只有一个过程中的产品，在10-100只有一个成熟的商品。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只愿意做10-100，而让风投和政府基金做0-10。但商业银行有条件参与企业0-10的生命周期吗？我认为有条件。

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做了“技术流”评价体系，解决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评价问题。如果一个企业每年都有一项知识产权申报和一项发明专利，则系统模型可以得到反映。2020年2月，建行首创的“技术流”专属评价体系被写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第三批创新相关改革措施的通知》，并在全国推广。

目前除了对科技企业的评价，我们更关注技术的生命周期，关注技术是否具有硬核性和颠覆性。技术的生命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有时一个科学家会在下一个项目中取得成功，尽管他的项目已经失败了，而随后的成功是建立在以前失败的基础上的。因此，银行需要有前瞻性，不能急功近利，“晴天送伞，雨天收伞”。

《21世纪》:科技和金融不能单打独斗，它必须有一个生态圈，对吗？

刘军:是的，这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举个例子，某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一个项目上投入了2000多万元，但样品还没出来，现在也没有现金流。你能借给他500万元吗？我们需要通过生态圈内的科技主管部门、PE、VC、科研院所、技术鉴定机构的判断来综合判断贷款需求。尽管一些科学家在技术上非常先进，但很难将其商业化，社会应该培养他们成为企业家。我们将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大楼上建设“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暂定名），全方位展示科技成果。其实科技人才也是一个集群，他们轮流上台。我们为一个群体服务。即使一家公司的贷款损失了500万元，其他公司也认可了建行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虽然“磁铁”不在了，但“磁场”还在，它与我们的结合更加紧密。

建行现在也在做这个生态系统，希望找出中国每个领先行业的领先企业，比如TOP50，然后找出这些优秀企业的核心技术R&D人员，他们在孵化产品方面的成功率很高。这是我们对科技人才的画像。我们还会定期举办沙龙，例如生物医药的某个细分领域或半导体远程控制系统领域，将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客户经理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口碑传播，建行的科技金融品牌形成了，这就是软实力。

《21世纪》:如何培养科技和金融人才？

刘军: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扩大客户经理的人才队伍。上海建设银行去年招聘了700人，今年招聘了650人，其中40%是理工科学生。我们还与华东理工大学等大学联合办学，开设“建行班”，由建行的专家给他们讲授金融课程，这些课程与行业相结合，后期会安排实习和就业。未来，我们将与其他大学联合办学。如果我们长期坚持下去，员工的基本面将发生变化，了解技术将成为员工的标准，最终建行将成为最了解技术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