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多年的蓬勃发展，普惠金融取得了巨大成就，多项核心指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位居中高收入经济体前列，为破解普惠金融这一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式答卷。

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进入了深度地带。正如2023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指出的，“新形势下，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普惠金融要走得更远、迈上新台阶，需要解决哪些困难和障碍？

在前期大量调研采访的基础上，证券时报记者将从银行体系、数字化能力、概念认知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股票竞争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即使在今天，一个普通人想要快速了解普惠金融也并不容易。国内外对它的定义并不统一。支付、存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服务于各类人群的各种金融产品，以及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等核心概念都包含在普惠金融中。

普惠金融在中国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就像银川某农商银行一线业务负责人给出的答案:让有需要的人获得贷款。

他的回答很狭隘，但却是事实。在中国，普惠金融的贷款相关指标是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体系的重要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层层分解后，对一线业务人员来说就是“贷款”。

本文讨论的所有问题也都是围绕“贷款”展开的。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末中国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达29.4万亿元，同比增长23.5%，但增速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三年下降。自今年年初以来，记者在全国多个不同地区采访银行时，最明显的感知是，普惠贷款近两年也进入了存量市场，银行间的竞争加剧。

S地方银行广东普惠金融支行近10年的发展经验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该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刘玉（化名）告诉记者，2010年前后，S银行普惠金融部约有100名员工，该部门年利润超过1亿元，发放的贷款平均年化利率接近10%。时隔10余年，随着国家对普惠金融越来越重视，银行纷纷进入竞争市场，S银行普惠金融部的贷款规模和贷款户数也进入快车道，不断增长。然而，贷款的平均年化利率正在下降，直到现在约为4.5%。最大的变化是盈利能力。2023年部门利润不足百万元，人员数量也比2010年减少了一半。

刘玉表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银行间激烈竞争引发的价格战，尤其是在国有银行开始衰落之后。

如果按照客户资质进行分级，通常情况下，国有大行占据资质最好的顶级客户，而股份行、综合实力最高的全国性城商行和其他大多数城商行的客户资质逐渐降低，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客户资质相对较差，但客户基础最广。这种粗略的客户金字塔分类对应的贷款利率自然是顶部最低，利率越低利率越高。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干预，不同类型的银行将在自己的舒适区发展业务，虽然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总体情况是不同的。

S银行所在城市金融发达。即使没有普惠金融的大力推动，各种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也是不错的。此前，不同类型的银行也是福祉，S银行主要服务于塔基的客户。但近年来，随着普惠金融的贷款需求不断增加，原有的市场秩序被重构，银行从塔尖迅速下沉到资金成本最低的塔基。

S银行遭受重创。由于S银行自身也需要实现普惠金融贷款的各项增长目标，在无法进一步下沉客户的情况下，S银行只能降低贷款利率以留住客户。这样，S银行普惠金融部的利润从过亿元下降到百万元以下是必然的。

今年年初，证券时报记者在中部省份某市参与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调研时，当地一家城商行负责人在发言中吐槽大行下沉抢客，导致银行生活质量下降。现场某大行区域分行副行长承认，该行抢了这家城商行的很多客户。

这种情况在该国其他地区很普遍。

在国内外，业务可持续发展都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然而，如果我们以S银行为例，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该银行将很难继续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那些以超低利率抢夺客户的大银行也很难在此类贷款中实现商业可持续性。但大行本身不需要依靠普惠贷款盈利，完成政策要求的指标是首要任务。

作为我国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如果银行不能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的后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如何扭转如今的同质化竞争？数字普惠金融资深专家、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原秘书长刘清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指标时，监管也要高质量，同业比较要根据银行规模类型分层次衡量。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很多中小银行会非常兴奋，大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内卷化’也会得到缓解。”

在《意见》中，还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要求“引导各类银行机构坚持定位、良性竞争”。

不良率的真实容忍度

从理论上讲，客户的资质越差，不良贷款的风险越高，银行为承担这种风险而设定的贷款利率也越高。

其实是。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202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62%。相比之下，相关部门此前披露的普惠贷款数据显示，2022年4月末，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率为2.18%。普惠贷款不良率明显高于整体数据。

多位受访银行人士指出，实际不良贷款率应高于公布数据。对此，证券时报在本系列报道中进行了详细报道。

针对这些情况，监管部门在构建普惠金融“敢贷、愿贷、愿贷、能贷”机制时，出台了许多配套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引导商业银行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上给予小微贷款优惠，制定银行内部相关尽职免责制度，在各地设立风险补偿机制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良率的容忍度。

2020年9月，监管部门明确指出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可高于各项贷款不超过3个百分点。这个指标意义重大。按照2023年末银行业1.62%的不良贷款率计算，银行发放普惠贷款产生的不良贷款率最高可达4.62%。与2022年2.18%的不良贷款率相比，无疑给了银行一笔巨额贷款空。

但从结果可以看出，银行业并没有充分利用空不良贷款率容忍度，甚至相当保守。

在记者采访的10余家各类银行中，大行分行负责人“自豪”地表示，其普惠贷款不良率不到千分之一，更有表示不良率在1%左右的，鲜有超过2%的。

一方面，这与上文提到的市场竞争激烈有关。广东某地级市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约为3%~3.5%，所有人员成本和运营费用占比为1%。在价格战的影响下，普惠贷款的平均年化利率只有5%左右，因此银行允许的不良率最多为1.5%。如果更高，银行将亏损。

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内部长期存在的对坏事“零容忍”的文化。

“其实原则上是零容忍的。”某头部城商行深圳分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李红（化名）在与记者谈及银行内部对不良率的容忍度时表示。上述S银行的刘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种态度有很多原因。不良率作为监管部门考核银行的核心指标，与银行可享受的诸多政策和优惠政策的准入门槛高度挂钩，这使得银行自然倾向于整体压低不良率。具体到发放贷款的一线员工，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员工将受到很大影响。

“我投入了10亿元，但还不如我1000万元的不良贷款（带来的损失更大），这大大影响了他的放贷积极性。”李红说。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本质，尤其是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应该是管理风险，但实际上却变成了“规避风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大银行下沉后会出现“掐尖”、“大基数”等情况。

为解决银行一线业务人员发放小微贷款时的“后顾之忧”，监管部门早就要求商业银行细化授信尽职免责内部制度。不过，包括刘玉、李宏等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银行内部人士表示，银行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模糊地带，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尽职调查豁免能否规范？每条线都有自己的刻度。他说，如果你没有尽到责任，你就没有尽到责任。”李红说。虽然受访的银行人士均表示，截至目前，他们尚未因未尽职免责而受到处罚，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他们总是担心是否有任何坏事会被视为未尽职调查。而这也导致了一些银行，形成了实际上对不良的“零容忍”环境。

数字化进入瓶颈期。

中国在解决普惠金融这一世界性难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创新金融科技产品彻底改变了数十亿人对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颠覆了许多传统。此后，银行业开始迅速向数字化转型。

自2008年支付宝推出移动支付业务以来，已经过去了16年。在此期间，“待取代”的银行业投入巨资。现在，所有银行基本上都有移动应用程序并开发了在线信贷产品。大数据早已成为一项基础能力，有实力的大银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数量高达数万家。

但正如今天普惠金融在快速发展后进入深度区一样，寄希望于数字化让普惠金融大获全胜的日子已经过去。昔日的“数字红利”变成了如今的“数字瓶颈”。

简单总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能用”到“有用”再到“好用”的过程。如今，所谓的“数字瓶颈”徘徊在“有用”和“易用”之间

移动支付已经很有用了；支付宝、微信和JD.COM等平台上的消费贷款产品也非常容易使用；各大银行线上远程风控带来的服务和渠道替代也非常好用；许多金融科技公司推出的一些大数据风险控制产品和企业信用信息产品也受到了客户的欢迎。

“科技对金融的加持就像把铁锯变成了电锯，只是锯木头的效率提高了，但还是把锯子转了。而且，你必须首先确保它有锯木头的能力。”国际知名普惠金融专家、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Chu多年前就警告过数字化的局限性。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从业者多次提高了这种“数字电锯”的效率。如今，其进步速度几乎无法满足普惠金融进一步业务发展的需求。

以某头部互联网银行W为例，其用户数量、规模和金融科技能力在业内首屈一指。然而，在向农村地区开放时，由于绝大多数潜在用户不是其平台上的原始客户群体，W银行引以为傲的在线获客、风险控制和纯信用贷款系统也失败了。

即使是W银行前几年曾广泛宣传的一个新农商贷案例，记者在采访该企业家本人后也了解到，这位被用来突出W银行线上信贷优势的代表实际上是由当地政府部门挑选的，而不是正常的线上自然客户。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政府部门和银行时，不时听到W银行在当地有涉农贷款业务，但比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近年来，从* *到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建设了各种大数据平台，以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方面，这类平台可以统一政府部门掌握的政务数据，形成企业或个人的多维度信用信息，供银行放贷时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搭建一个整合融资方和银行的中介信息平台，提高效率。

这种平台的想法很好，深圳等一些城市做得很好。然而，在许多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地方，所建立的平台最终成为摆设，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上述A市财政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通过整合全市涉农涉企政务数据，打造了一站式财政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后，只有一家地方农村商业银行将平台提供的客户信用信息纳入贷款风险控制决策。即使授权其他银行免费使用，也只是将平台上的结果作为参考。申请人的贷款能否通过取决于银行自身的风险控制系统。据报道，该平台由第三方技术公司打造。由于资金有限，在选择第三方公司时，我们放弃了行业内最顶尖的公司，但报价高达数千万元。该平台最终交给了一家缺乏金融科技经验但报价只有几百万元的公司。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直接注水，让自己的线上平台数据好看。一位西部地区银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和一位中部地区银行员工告诉记者，由于上级部门搭建的线上企业融资平台无人问津，他们要求辖内银行将自己贷款客户的信息手工录入其中，冒充自愿提交融资意向的中小企业或企业主。

回到普惠金融的主银行。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小银行人士表示，数字化确实给他们的普惠贷款业务带来了不少帮助，但在风险控制环节仍难以摆脱人工审核，更多的是帮助提高工作效率。说到农村业务，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仍然依靠设在乡镇网点的业务经理来运营。

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数字化更是难上加难。内蒙古阿拉善农商银行某支行副行长告诉记者，他们负责的区域多为牧区，牧民大多居住在极其分散的区域，有的户与户之间相隔几十公里。销售人员拿着平板电脑填写信息，没有网络信号。数字化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无处用武之地。

大多数中小银行也受到资金、人才和技术短缺的限制。他们无法像大型银行那样建立数以万计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实现数字化转型。

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2023年12月发布的《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小银行整体数字化转型仍在改善，但速度有所放缓，部分方面如数字化应用得分连续两年下降。

“长期存在的业务和科技‘两张皮’问题，在实践中部分中小银行无法实现更好的条线联动和业技融合，组织机制僵化保守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应用脱节或效果不佳。”在分析报告中应用落后的原因时，他写道。

在刘玉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S银行刚刚推出了一款精心打造的网络信贷产品，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在采访中，刘玉并不看好数字化在中小银行当前业务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正如普惠金融是中小银行生存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一样，数字化不会改变它们的今天，但它将决定它们的未来。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