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以来，* *高层多次强调要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量生产力”，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新质量生产力”是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质量，通过创新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造新的价值和产业，为中国经济打造强劲“引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学是第一生产力的中坚力量。新兴技术的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都需要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力支撑。

高校周边科技成果如何转化？

我们从厘清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和问题入手。

现状: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高校注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军团”已成为我国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生力军，他们均与我校优势学科保持着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梳理实际控制人为大学，或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大学、大学教育基金会及相关行业的公司，至少有83家公司属于“大学系”上市公司，包括50只a股、3只港股和30只新三板股票，涉及42所大学。

“高校系”上市公司整体规模不小。

不过，虽然我国高校“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走在前列，但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与美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首先是发明专利转化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中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9%。由于科研体制和技术转移模式的差异，美国高校的发明专利转化率没有专门机构统计。然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沈健等专家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2000年后美国大学的专利转化率约为50%。”

其次是收入水平。根据科技部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中的数据:

2021年全国1478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总额1086.1亿元，比上年增长31.6%；合同总数为270，527份，比上年增长22%。

然而，美国一些大学每年仅技术许可收入就超过1亿美元，这是总部的真实收入。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财务报告数据，从2019年9月到2020年8月，斯坦福大学获得了847项发明技术许可收入，总计约1.14亿美元。

杜克大学的财务报告显示，2023年，杜克大学的技术许可收入达到1.025亿美元。

我国高校的合同额数据不一定是当年的总收入，也可能包括科研团队和教师的个人收入。美国大学的总部收入约占总收入的15%。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换算，美国大学的实际收入远高于中国大学。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中国大学缺乏创业氛围。高校毕业生具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理论上应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美国最大的创业数据库Crunchbase报告的数据，在2022-2023年期间融资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初创企业创始人中，有472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名列榜首，占当年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本科至博士）总数的9.3%。

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2022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22届8003名毕业生（本科至博士）中，有5015人选择就业，但其中只有22人选择自主创业，占比0.3%（不包括在创业公司工作的毕业生）。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规模低于国外大学，投资实业的意愿较低。截至2022年底，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产为181亿元人民币（约20亿美元）。与美国大学相比，规模差距很大。

根据“2022 Nacubo-Tia endurance研究”的数据，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规模为494亿美元，德克萨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育基金会规模均超过400亿美元，排名第二和第三。即使是排名第十的圣母大学也有167亿美元。

同时，由于投资模式相对单一，国内高校基金会缺乏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和策略，用于资助和支持学校教学发展的资金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综合比较中美各大大学基金会，支出和投入也各不相同。由于中国各大大学基金会的规模相对较小，支出比例相对较高，经常发生入不敷出的情况，导致基金会的“资金池”越来越小。

美国大学基金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每年的创收能力也非常强大。通过分散投资实现8%和9%的年化收益是正常的。

国内高校很多基金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不敢投资中高风险产品。

第三个原因是国内孵化器和加速器功能单一。作为孵化成果的平台，孵化器缺乏与创业者的共生利益，这使得孵化器和加速器无法真正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国内很多高校，包括一些高新区、经开区都有很多孵化器和加速器，但有的孵化器主要是“二房东”功能，有的是“二房东”功能，不能真正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引进资源。

同时，企业很多，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种子”企业比例不高。美国最著名的孵化器YC非常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进入企业的门槛非常高。通过严格的筛选和准入机制，保证了企业的高质量和高成长性。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缺乏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中国教企业家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值得信赖的职业经理人更难。

因此，许多教授不得不亲自“下海创业，喝酒打蛋”。科技商学院着力培养具有科技产业组织“五个认识”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高校经济管理教育需要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职业经理人注入契约精神和市场化、法治化的力量源泉。

契约精神和市场规则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安排和建设的重要基础。

第五个原因是科技成果含金量不足。由于部分科研人员在选题和研究方向上缺乏市场意识和应用导向，难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一些科技成果“似是而非”，转化价值不大，“水不开”，这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的最重要原因。

既然“水没烧开”，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烧”吗？叠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继续烧钱的成本会更大。一些“半生不熟”的科研成果，即煮不熟、煮得差、煮得烂，是市场所不能接受的，有些成果最终只能半途而废。

向“领导”学习，取长补短。

通过分析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和问题，借鉴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领头羊”的实践经验，可以更好地助力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首先，高校要增设创业课程，加强成果转化培训教育，让“创业”落地生根。

除了MBA、EMBA和高管教育与培训等课程外，有必要在理工科专业中增加与经济管理相关的课程，让大学生提前了解创业创新和了解市场经济。

团队建设、战略管理、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创业知识，找谁融资、何时融资、资本运作等风险投资知识，以及创新、分享、冒险和专注等创业精神，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了解这些知识，这将为未来多培养一名企业家孕育一把“火”。

第二，培养职业经理人队伍，建立有效的孵化加速中心。过去二十年来，国内高校的经济管理系通过招收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招收应届大学或硕士毕业生攻读MBA或创业培训课程等方式，初步建立了“尊重契约精神、给予长期激励”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与此同时，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稳定使这些职业经理人能够学会在战场上“战斗”。将军被打了，但子弹“喂”了出来。

以投资行业为例。为了培养一名成熟的投资经理，没有不能“养活”的“子弹”基金，即投资经理平均要交5000万的“学费”，在很多项目失败后才能不断成长。

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在不断的“实战”中更加受挫和勇敢，不断接受锻炼，才能成长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打造高质量的孵化加速器同样重要，我们不能继续当“二房东”或“二房东”。首先是严格筛选初创企业的质量，不要为了租金收入而盲目吸引“鱼龙混杂”的项目。

在优质企业的基础上，帮助入驻企业加速孵化，并为其提供公共技术平台和深度服务。

三是科技成果云平台的设想。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无法在开放平台上收集待转化的科研成果。建议高校可以将科技成果上云，由专业团队负责科技成果云平台的运营；平台运营可采用会员制，会员包括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及时建立海外科技成果运营团队，将海外科技成果“上云”，服务平台全体成员。

当然，“尚云”的科技成果需要经过专业技术经纪人的筛选和评估，以确保云平台上科研成果的质量。

四是加强技术转移交流中心建设。高校科研项目不应坐等投资机构“找上门”，而应积极开拓市场:组建专职管理团队，外出推介项目；建立专业技术经纪人队伍，对科技成果进行筛选、评估和包装；设立种子基金作为学校成果转化的第一投资人；建立开放式职业经理人队伍，为成果转化企业推荐人才；加强与创投行业合作，深度绑定头部创投机构。

五是设立校友基金会，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吸引地方政府、大学基金会、校友企业等投资。，发起设立校友会基金，建立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

明确投资策略，围绕学校资源和校友资源，对成果转化项目、校友推荐项目、校友创业项目进行全面投资。

同时，校友基金会帮助企业寻找市场、人才和资金，双方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总之，通过校友基金会的设立和运营，将更好地整合“科技成果、投资机构、校友资本”等各方主体力量，实现精准高效的资源配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科研成果转化成为时代必答题。虽然我们很好地回答了这个必答题，但我们面临着许多障碍。

比如科研和产业之间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创新创业的“魔鬼河”“死亡谷”“达尔文海”之难也是绕不开的。

但无论如何，在商业化、产业化进程中，高校优秀科技成果只要能在企业家精神培育、职业经理人培养、科技成果云平台和校友基金会建设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就有可能“跨周期赶超”。我国高校科技成果已成为“新质量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这将水到渠成。

】作者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