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标题:遇到中国的一切都会和世界翻脸，让人发笑——美国“外部威胁”欺骗的开始。

新华社记者刘品然宋颖

大蒜、起重机、教育辅导网站、社交媒体软件抖音、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在一些美国政客眼里，这些与普通人无关的东西只要触及中国，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近年来，美国政客在涉华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断对罗志进行莫须有的指责，演绎各种“威胁论”，其荒谬程度一再跌破世界认知底线。有识之士把这种心态称为ABC(除了中国以外的任何东西)心态，即一切都会反过来。

回到历史，编造虚假叙事，是美国的“套路操作”。看似夸大、夸大外部威胁，可以帮助美国利益集团在国内塑造共识、协调政策、调动力量、谋取利益，但这种行为“消耗”了美国的全球形象和地位，让世界更加不稳定。

“中国的焦虑症”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虚构渲染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最常见的就是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其实这是美军及相关利益集团寻求巨额军费的借口。今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了2025财年国防预算，总额达849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空军事预算达1881亿美元，数十年来首次超过陆军。然而，美国陆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仍然不满意。今年4月在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他抱怨国会拨款“不够用”，并多次宣称“中国的威胁正在一步步逼近”，“美国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2月29日，在美国华盛顿，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新华社发(阿龙摄)

最近，一些美国政客到世界各地宣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谬论，甚至声称中国新能源汽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对美国媒体郑重其事地说:“想象一下，北京可以让行驶在美国道路上的300万辆中国汽车同时熄火。”有美国议员称，中国的动力电池可能“威胁美国能源网络”。虽然业内人士并不认同，但杜克能源今年2月宣布在北卡罗来纳州停止使用中国的储能电池。

在美国港口常见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上，美国政府也声称发现了“安全威胁”。事实上，美国港务局协会去年3月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被用作间谍工具，甚至现代起重机也无法跟踪货物的原产地、目的地或性质。然而，美国政府以人和钱为代价，决定在美国所有港口更换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所谓“中国等同于威胁”的指责，以同样偏执荒谬的方式出现在社交和娱乐领域。关于抖音，一方面，美国通过了可能导致抖音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禁的法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先后落户抖音竞选总统。在美国开展课外辅导业务多年的“家教网”公司，也因为被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投资公司收购，被美国议员认定为“威胁国家安全”...

就连从中国进口的大蒜也成了一些美国政客炮制“中国威胁”的原料。去年12月，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谎称这些大蒜使用人类排泄物作为肥料，从而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并要求商务部进行调查并采取措施。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副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x)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美国患有慢性中国焦虑症”，几乎任何以“中国”为前缀的事物都能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引发“恐惧反应”。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威胁”的认识，针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各种措施正在让美国变得更加封闭。

美国外交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克斯·布特也表示，美国在涉华问题上过于歇斯底里和危言耸听。两党在对华政策等问题上观点相对一致，“不能说明他们是对的，可能是陷入了集体错觉。”

“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魄散。”

从世界范围来看，炮制“外部威胁论”是二战后美国通过操纵舆论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1947年2月，经济陷入困境的英国通知美国，不再有能力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为了防止两国倒向苏联阵营，美国政府决定向国会申请批准一项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法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阿瑟·范登伯格建议，杜鲁门总统应该发表公开讲话，“把美国人民吓个半死”，作为让该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的最佳途径。

杜鲁门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次月在国会发表演讲，极力渲染希腊亲西方势力倒台的后果，称土耳其政局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混乱无序会迅速蔓延到整个中东甚至欧洲。他敦促国会通过一项4亿美元的拨款计划，以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并表示:“如果我们的领导力动摇，可能会危及世界和平和国家福祉。”

援助法案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杜鲁门的讲话是第一次“煽动威胁”的做法，也预示着冷战的开始。

1950年4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苏联战略的指导性文件——NSC-68。这份文件宣扬所谓“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建议美国大规模增加军费，对“苏联侵略”给予军事回应。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后来解释说，国安会68号报告要达到冲击政府高层思想认识的效果，使总统的决定得以执行。他还说，在阐述观点时，要“用简单粗暴代替细节准确。”

多年后，美国学者认为这份报告故意夸大了苏联威胁。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说，这份文件“夹杂着偏执、偏执狂和无视经验真理的极端焦虑”，阅读它“就像进入一个充满忧虑、担忧和恐惧的温室”。

2023年3月18日，数百名反战人士在DC华府白宫北侧的拉斐特广场举行集会，敦促美国政府反省伊战。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对外战争的决策和动员过程中，炮制“外部威胁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时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在东南亚造成连锁效应，高度依赖东南亚原材料和市场的日本将受到威胁。艾森豪威尔及其继任者后来以此为依据，论证美国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终，美军在1965年直接参与了越南的地面行动，导致越南的生活毁于一旦，美国自己也深陷战争泥潭。

1970年4月，时任总统尼克松就美国入侵柬埔寨向全国发表讲话，寻求美国人民的支持。他说:“如果在关键时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表现得像一个贫穷无助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将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制度。”

几十年后，布什政府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描述萨达姆政权的“邪恶”，并将其与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

小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这篇演讲的作者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小布什选择“邪恶轴心”这个词是为了夸大威胁，论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炮制“外部威胁论”的策略始终未变。美国核专家、前犁基金会政策主任汤姆·科利纳曾说，美国政府一直有一种“特殊能力”——“无中生有，夸大威胁，将所有情况武器化，并升级为危机”。

“帝国海外冒险与国内动乱的关系不容忽视。”

二战后，美国奉行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远离冲突地区，且国内政治相互掣肘，加上冗长繁琐的议事机制，历届美国政府都采用炮制和夸大外部威胁的方式宣传对外干预的必要性。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冷战后失去苏联这个对手。我们的整个体系依赖于一个可能会攻击我们的苏联，但它已经不存在了。

以军工综合体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政府部门、企业、智库、媒体等机构，从美国对外干预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政客通过渲染威胁来提高国防预算，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军火商的口袋，军火商再利用智库和媒体进一步渲染威胁，并在这些政客离任后为他们提供高薪职位，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瓜分利益。美国智库昆西治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顿说，与五角大楼和军火商关系密切的各种机构和研究人员无休止地渲染“外部威胁”，这是五角大楼争取更多资源的“最可靠方式”。

制造和夸大外部威胁也是美国政客展示所谓强硬形象，获得更多公众关注，获取更多政治资本的重要抓手。比如冷战时期，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了竞选总统，声称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大幅领先于美国，并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视国家安全威胁。

夸大其词的“外部威胁论”充实了美国的少数利益集团，最终受害的不仅是伊拉克等遭受侵略和干涉的国家，还有美国人民。

这是2021年8月3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拍摄的五角大楼。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er)说，夸大威胁会导致本可用于其他重要事务的资源被不合理地使用，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错误政策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为了填补所谓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差距”，美国加剧了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导致双方都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庞大的核武库。研究数据显示，以2022美元的购买力计算，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核武器支出超过10万亿美元。

冷战伊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红色恐惧”的浪潮，导致许多美国进步人士遭到迫害。近年来，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今年年初，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待首席执行官周(Zhou)资金问题的方式与麦卡锡的做法如出一辙，被《华盛顿邮报》称为“麦卡锡酷刑”。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特鲁克斯指出，美国对华裔和其他亚裔的歧视愈演愈烈，后果令人担忧。

外国干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长期深陷战争泥潭，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越战期间，美军的暴行和伤亡，以及国内的征兵增税政策，引发了美国民众强烈的反战情绪，抗议活动不断。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2001年以来美国发动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耗费巨资，使军工复合体发了横财，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加剧了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成为美国各种矛盾升级的一大诱因。沃尔特曾对此评论道:“帝国海外冒险与国内动乱之间的联系不应被忽视。”

谎言和欺骗最终会咬到自己。1798年，詹姆斯·麦迪逊(1809年至1817年美国第四任总统)在给时任副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国内自由的丧失往往源于对来自国外的真实或虚构危险的防范。”

然而，美国的缔造者们关于虚构的危险的警告并没有被他们的后继者采纳。在一次次毫无根据和危言耸听中，今天的美国正经历着严重的信任赤字，面临着信誉破产。在涉华问题上，美国对所谓“起重机威胁”和“大蒜风险”的操纵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嘲讽，对所谓“产能过剩”的猜测令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也遭到了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反对。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不知道如何衡量所谓的“产能过剩”。在他看来，“产能过剩理论”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而保护主义是全球贸易的潜在危险。

美国各界人士越来越清楚美国炮制的这一威胁的性质和弊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美国大肆渲染的所谓“恐华”掩盖了自身原因造成的诸多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米卡·曾科(Mika Zenko)建议美国民众多关注那些影响他们现实生活的问题，如教育和医疗体系不合格、基础设施不完善、枪支暴力日益增多、政治残疾日益突出等。“美国人民每天面临的严重威胁、风险和伤害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我们的邻居和社区。”

美国政客天天担惊受怕，却不知道在世人眼里，美国本身就是威胁之源。